陳志武：從春秋戰國看當下世界變局 The World in Turmoil: Lesson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Era

這並非巧合，考古學者的研究早已給出答案：過去一萬多年來，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，都會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財富差距。在原始社會與早期農耕社會，體力強弱是財富創造的核心，高大強壯者往往能成為社會頂層；但隨着技術不斷變革，財富創造能力已與身高、體力無關，更多取決於人力資本的積累。這也解釋了為何當下許多身形普通的人，能憑借技術與知識成為億萬富豪──技術變革早已重塑了財富分配的邏輯。

技術變革更對社會治理提出嚴峻挑戰。我老家湖南農村的變遷，或許能讓我們更直觀地理解這一點。在我1979年離開老家上大學前，村裏沒有社交媒體，村民們對世界大事、國家政策的理解，都依賴於村裏少數見過世面的人──哪怕這些人只是當過幾年兵、未受過高等教育，他們的解讀在村民眼中也具有權威性。彼時，村民的訊息來源與觀點高度一致，社會治理也相對簡單。

如今，小紅書、抖音、微信等社交媒體普及，即使我以香港大學、耶魯大學教授的身份回到村裏，也再難像過去那樣獲得村民的關注。因為他們早已通過各類社交群組，找到了與自己世界觀契合、更願意相信的訊息與觀點。不同群組之間壁壘森嚴，左派找左派、右派找右派，彼此缺乏溝通與商量的空間，動輒爭吵不休。這種場景，與當下的美國社會高度相似。

我1986年前往耶魯大學讀書時，美國民眾的訊息來源主要是傳統報紙與電視台，而能在這些媒體發聲的，多是哈佛、耶魯等名校畢業的精英。彼時，美國社會的觀念也相對一致。隨着社交媒體的興起，訊息傳播打破了精英壟斷，普通人得以自由表達觀點，卻也導致了社會撕裂，無法正常溝通，甚至在家庭聚會中，談論政治都成為禁忌。

更關鍵的是，美國的總統直選制度，為特朗普這樣的民粹主義者提供了可乘之機。與英國、德國、日本等議會制國家不同，美國民眾直接投票選舉總統，當民眾被怨氣與非理性情緒主導時，便容易把選票投給能迎合其情緒的領導者。而議會制國家中，民眾先選舉理性程度相對較高的議員，再由議員選舉行政長官，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極端領導者的出現。這也意味着，技術變革帶來的社會撕裂，與美國體制的潛在問題相互疊加，共同造就了當下的局面。

面對這樣的世界，很多人會疑惑：人類社會是否能找到出路？我的答案是，我一點都不悲觀。這源於我多年來推動的量化歷史研究──綜觀中外歷史，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治理體系，但最終，人類總能通過調整與創新，重建秩序、走出困境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，便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示。